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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8 03:58:48 来源:娱乐天地

2005年,被彩电业视为“平板转折年”,三大彩电老牌巨头竟同时换将。究竟是怎样的玄机促成了这番“巧合”?业内人士分析,“晚辈”的赶超已让老牌巨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昨天,TCL集团一分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TCL集团总部对TTE进行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人事调整。TCL集团品牌管理中心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在此次人事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胡秋生上任TTE执行董事长。TTE原CEO赵忠尧同时被安排主抓欧洲彩电业务;此前欧洲业务的汤姆逊方面高层转为负责北美业务;之前负责中国彩电业务的史万文则兼管中国和新兴市场彩电业务。

胡秋生一直是TCL集团颇具实力的人物,他是TCL集团掌门人李东生以及创维集团掌门人黄宏生的大学同学。作为集团元老之一,正是他全程负责了TCL集团与汤姆逊的合资谈判。

忙于换将的不独是TCL。记者昨天从创维内部获悉,创维集团总裁张学斌已不再兼任创维彩电业务总裁,而将这一业务全部剥离给刚刚“归队”的杨东文负责。

2000年临危受命任创维中国区域营销总经理的杨东文,曾凭借“健康电视”和“纯平大风暴”两大营销策略,在到任四个月内,使创维销售翻了三倍,并最终率领创维占领全国40%的纯平彩电市场,一举跻身全国彩电销量前三。但2003年,他突然离开了创维。今年9月初,杨东文宣布重回创维,就任创维RGB公司总裁以及创维研究院院长。

无巧不成书,昨天康佳方面透露,康佳多方面的结构调整,已使多媒体事业部总裁匡宇斌离去,而康佳正在物色新的接班人。匡宇斌本人也向记者证实:“是有这个事。”

三巨头同时在彩电业务上换将,各有各的理由,但却都与其在彩电营销上的“失败”有关。

“TTE人事调整,与TCL集团在欧洲和北美严重亏损不无关系。”昨天,TCL集团驻京新闻宣传主管张颖表示,“人员调整,目的是加快扭转欧洲和北美地区亏损的步伐,以实现掌门人李东生所说的在明年扭亏的战略。”

2005年,各大彩电企业在平板电视上你追我赶,热火朝天,TCL集团却陷在TTE带来的亏损中苦苦挣扎。今年上半年,TCL出现多年来的第一次亏损。半年报显示,亏损达到6.9亿元。亏损主要来自TTE的欧洲业务以及TA和TCL移动,其中,TCL欧洲业务亏损达3.4亿元。

就在不久前的十一黄金周,由于准备不足,创维彩电居然全国断货。这在彩电销售业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巨大错误。记者从渠道商处了解到,仅此一误,就使创维在黄金周期间至少少卖了30%。

而对于创维的换将,创维新闻发言人沈健评价说:“杨总(杨东文)回来,可以说是被委以重任。”据介绍,杨东文离开创维时,不过是创维彩电中国区营销总裁,而此次回来,位置坐到了创维彩电研产销的总裁。沈健表示,此前兼任这一职务的创维集团总裁张学斌将能放心全力地主持集团大局了。

与这两家企业不同的是,康佳多媒体事业部总裁匡宇斌的走人特别保密。记者昨天就此采访时,康佳方面不愿正面回答。匡宇斌本人表示,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不过,知情人士表示,作为康佳彩电业务多年的负责人,擅长长远计划制定的匡宇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康佳在平板电视销售中灵活性的不足。

事实上,十一之后、春节之前,属彩电销售淡季。按照惯例,淡季换人是彩电业的正常现象。但此次三大巨头不约而同地集体换大将,在业界却是头一次。

业内人士分析,2005年是平板电视在产销上超过传统CRT彩电的转折之年,在此关键时期,海信等彩电“后辈”迎头赶上,而TCL、创维、康佳等曾称霸CRT彩电时代的霸主却在大屏幕领域日渐势微,这才是紧急换人的根本原因。

平板电视销售在去年启动后,渐成今年彩电市场的主流产品。苏宁电器反馈:以等离子和液晶电视为代表的平板电视,已占据彩电销售总量的60%以上。

“2005年作为中国平板电视的转折年已经是肯定的了,”苏宁北京分公司黑电部部长王军昨天表示,“各企业在今年发力于平板电视,具有标志性意义。”

而2005年以来,液晶电视销售第一的位置一直被海信占据,洋品牌则霸占了等离子电视销售前几位,新科、清华同方、奥利维亚等新品牌也不断出笼,瓜分老牌彩电巨头的市场份额。昔日霸主不约而同换将,都是希望抓住今年最后的新年旺季,扭转形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陆刃波认为,品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品的竞争。但在中国,各彩电企业并不掌控核心技术,独特的营销策略便成了争夺市场份额的关键武器。这些企业的换人,就是为了能获得更有效的营销策略。其实由于核心部件都是从外国采购而来,产品是大同小异的。

持续多日的保鲜膜事件已经引起政府高度关注。10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国家质检总局将会同专家尽快制定PVC保鲜膜新的国家标准。10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据透露,此次保鲜膜事件已经引起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关注,并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尽快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国家质检总局针对这个问题也于当天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研究。

国家质检总局的“行动”和“表态”,不可谓不“迅速”,也不可谓不“重视”,但问题是关于致癌保鲜膜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卫生部有关部门前不久就“表态”,凡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保鲜膜均可以放心使用;北京市塑料研究所的专家也表示,保鲜膜是否致癌可以讨论,但PVC食品保鲜膜符合国家卫生标准。那么PVC食品保鲜膜究竟是否能够致癌呢?这个决定PVC保鲜膜“命运”的结论究竟该由哪个权威部门作出呢?

如今,政治局领导关注了,国家质检总局才“忙活”起来,笔者在此想要问的是:作为专责质量检验的国家质检总局,为何在政治局领导关注之前始终保持“沉默”呢?为何非得等引起政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作出“尽快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的指示才“迅速”行动起来呢?难道国家质检总局对市场上有关PVC保鲜膜是否致癌的“争论”就始终闻所未闻吗?难道PVC保鲜膜事件跟国家质检总局就一点都“不搭边”吗?

不可否认,因PVC保鲜膜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从卫生角度讲,国家有相关的卫生标准。但PVC保鲜膜又属于化学原料制品,从材料、制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上讲,国家质检总局也应当承担更为主要的监督、检测责任。况且,据报道,对于PVC保鲜膜,国外早已将其“封杀”。比如欧洲早在1992年就禁止使用PVC作为食品包装材料;日本也在2000年禁止使用PVC食品包装。据世界包装组织理事会宣布,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欧洲各国现已全面禁止使用PVC包装材料。这说明国外发达国家在对“PVC保鲜膜”的认识上已经达成共识。既然周边国家已经对PVC保鲜膜采取了抵制、封杀的策略,我们的国家质检总局为何就没有超前作为,尽快就PVC保鲜膜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早早地给国人一个明确的说法呢?为何非得等“致癌消息”民间广为流传后,政治局领导发话了,才“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这样的职责精神和工作态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近年来,由于我们对PVC保鲜膜的使用时间较短,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再加上其透明、柔韧,既可人工包装,又可机械包装,方便适用,价格低廉,因此广泛流行于国内各个超市,而且主要用于包装食品、蔬菜、水果等。如此以来,超市用保鲜膜包装食品是方便了,美观了,但造成的后果却是导致大量包装食品的PVC保鲜膜流入市民的家中,摆到市民的餐桌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那么,PVC究竟对人体有没有害?能不能用于食品保鲜膜?这是目前争论的“焦点”所在。据报道,PVC是一种硬塑料,要把它拉成透明柔软的保鲜膜,必须加入大量的增塑剂。DEHA就是一种添加在合成树脂材料中可增加产品柔韧性及弹性的物质,在PVC保鲜膜中含量约为40%—50%。而这种物质非常容易析出,随着食物带入人体,并对人体有致癌作用。如此来看,PVC保鲜膜的安全性绝对不容乐观,国外一些国家相继“封杀”PVC保鲜膜也就在情理之中。

笔者以为,国家质检总局未能尽早履行职责,在PVC保鲜膜事发之除就果断予以判明问题的实质,折射出在市场宏观调控、保障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品的安全性上存在着明显的缺位,也反映出我们主管部门的嗅觉不灵敏、观察不细致、研究不充分、决策不果断,尤其对于欧美、日韩等国多年前作出的“禁止使用PVC保鲜膜”的结论缺乏应有的分析和探讨,没有从中引起警觉,致使其中一些国家生产的PVC保鲜膜还在我国“大行其道”,这是一个应当吸取的沉重教训。

据报道,国家质检总局已经明确表示,将于近日组织了PVC保鲜膜国家专项监督检查,抽查结果将在下周初向社会公布。同时,根据机构职能划分,新的标准制定工作将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笔者期待着这个标准早日出台,给PVC保鲜膜一个公正的定位。

多家媒体报道称PVC保鲜膜可能致癌,您觉得在这一事件中最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国家加强监管对日韩等企业产品进入中国严格限制出了问题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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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行政的政府部门必须具有两个特质:一是要有为民服务的观念,二是要有主动揽责的行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体现,无论从执政为民的角度,还是监管市场的角度,主动作为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效能低下乃至不作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具体表现,而事情一定要发展到领导点拨才有实际行动,这个机器给人的感觉就是:只有推,才会动。

遇事拖延、推诿继而渎职、失职的现象之所以难以消除,源自一种惰性,更由于其笼统性、隐性存在而成为效能建设难题。目前一些地方如昆明、太原出台了“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建立追究不作为的责任机制,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长期工程,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系统的内部机器生锈了,只有外力的推动才能促其正常运转,那么这种来自外力的体制,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体制安排,从一个角度说,就是行政问责制。

群众利益无小事,看来不仅“有关部门”应该好好补上“执政为民”这一课,而且“有关部门”的监督机构适当时也有必要动用“问责制”,好好治一治行政效能低下甚至不作为的顽症。当然,“癌膜”事件是否属于行政不作为,笔者不敢妄下断语,因为这是其他“有关部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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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程旭首次对外界关注的AMD转让的X86技术水平进行评价。“这种低能耗、高效能、小尺寸芯片技术方面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他说:“AMD公司在近一两年内才在国际上公开发表”。

为了能让大众更形象地了解这种技术,他特意打了个比方“就象航空飞船和先进的飞机一样”,如果非要和目前AMD正在热销的PC芯片相比较,“本次AMD所转让的技术决不逊色,这是不同应用领域的两种芯片。”

实际上,AMD公司本身对此次技术转让也颇为重视,并不是外界所猜测的仅是庆祝AMD大中华区总部落户中关村的一个临时献礼。按照程旭的话说就是“这不是炒作”。

早在两年前,AMD就开始和国内的研究机构接触技术转让的相关事宜,“当时不仅仅是北大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内机构”。事情落实了以后,“双方要考虑事情很多”,程旭透露“其中就包括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限制等诸多事宜”。中心方面对此事同样慎重,在很早期的阶段就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处理此事。

程旭主任认为:通过这次合作不但能使中国的芯片研发机构获得和世界上最有实力的研发机构的合作的机会,同时“使中国的研发机构首次获得了国际上广泛应用的X86技术的授权“。这将为研发据有中国知识产权的X86芯片铺平道路。

不过程旭主任强调:“此前我们一直在我们自主研发的'众志芯片'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已经有上万用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一定会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文/李楠)

本周一,沪市大盘并没有延续上周的反弹,而是围绕着五日均线进行弱势震荡整理。而成交金额则比上个交易日有所萎缩。

全面股改启动后,G股第一次集中戴帽复牌。按复权价计算,除G综艺有4.50%的涨幅以外,其余5只个股的算术平均跌幅在10%以上。像G张江、G天药的跌幅都超过了12%。而上周五复牌的G金陵则是继续下跌了5.81%。看来,前期那种戴帽复牌后动辄大幅上涨的情况随着大面积的股改,恐怕再也看不到了。

这批个股在戴帽复牌以后之所以无法继续上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整个股改过程当中,股价进行了提前炒作,普遍涨幅不小。而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进入股改,市场寻宝游戏的兴趣自然大减,加上理性成分的增加,所以导致出现这种情况。从公开信息分析,本周至少还有10家公司将戴帽复牌。可以这样说,从本周开始,每周都会有10到20家的股票戴帽复牌。也就是说我们在节前就开始反复提到过的大批G股的集中戴帽复牌期已经来临。而其对价部分上市作为一种存量扩容,对于整个市场资金的分流是显而易见的。昨天6家复牌个股,单一个G上汽就成交8亿元,对市场资金的分流是毫无疑问的。随着行情的继续进行,这种分流作用也将愈加明显。

在经济增速趋缓,传统行业业绩增长难以保证的大背景之下,科网股走强的背后显然是资金在无奈中又转向到了"成长"。

股价结构调整仍在继续。四大权重指标股中,中国联通继续反弹了1.20%,而G长电则是继续下跌0.29%,再创复牌新低。目前其股价(复权)与其年线位置已靠得非常近了,短线在该位置企稳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基金重仓的蓝筹股当中,伊利股份继续上涨,而上海机场是颓势再现,如果其在短期不能迅速站回到年线之上,那么其长期的下降通道将得以完全形成,在这方面深赤湾就是一个典型。

另外,像公路、港口等板块的个股走势均不佳。中原高速再创历史新低,而盐田港则是连收8阴。虽然昨天指数振幅不大,但个股的非系统风险则是集中显现。前期被炒高了的金晶科技等均是大幅下跌。显示出在当前市道,只要是股价被炒高了,都将面临着极大的回调压力。

昨天沪市振幅只有10个点,高点并没有破上个交易日的1145.99点,而低点则比较接近,且走势也受阻于10日均线。从一个大的技术形态来分析,从8月份至今,大盘构筑的头肩顶是越来越标准。但是由于多头并不愿意屈服于这样的一种结局,所以总是想试图抵抗。从9月28日运行至今的情况来看,均表现出一种震荡中的抵抗下跌走势。

从短期的技术形态并结合MACD等指标来看,大盘似乎仍想在此点位继续往上反弹,以缓解日趋明显的头肩顶压力。如果在短期几天,量能能够有所放大,甚至突破100亿,那么这种在此点位继续往上反弹的可能性就还有。不过,即便是这样,再往上空间极为有限。但是,从实际的成交量来分析,在有多家G股复牌,特别是单个G上汽就成交了8亿的情况下,当日沪市的成交量却比上一交易日萎缩。基本上可以断言,10月12日大盘反弹时出现的97亿的量就是后市一段时间里无法突破的一个瓶颈量。而目前盘面提示更大的可能是,随着成交量继续萎缩,大盘将继续震荡盘下,并伺机向下突破半年线和1100点整数关。

谁挟持了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提问也许过于夸张,也许过于尖刻,也许有点耸人听闻,那么我们不妨换种问法,那就是谁在主导股权分置改革?

是投资者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可以说是,因为投资者毕竟有投反对票的权利,真的说不,那么股改也是进行不下去的。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尽管投资者可以投反对票,但是却没有自主设计股改方案的权利,因为国资委已经明确表示这样的权利不能转让给投资者和中介机构。

是管理层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可以说是,因为管理层作为主管部门是股改的积极推进者,没有管理层为主组成国务院的领导小组,股改是不可能进行的。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尽管管理层可以设计方案,可以协调关系,但是作为大股东代表的国资委和管理层在认识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制衡作用也是巨大的,没有国资委的配合,股改寸步难行。

可以说不是。因为股改惟一的受益者实际上就是大股东。股改能为中国股市带来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管那种说法,反正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事实,通过股改,非流通股变成了流通股。有这个前提存在,大股东没有必要反对、阻挠或者破坏股改。

可以说是。因为股改需要大股东支持对价作为成本。而对价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股改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如果对价方案僵硬,必然造成两败俱伤。

在水皮看来,目前主导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是投资者,不是大股东,甚至都不是管理层,而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其中的代表不是别人,正是基金。

是的,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水皮眼中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投资者,而是寄生虫,寄生在投资者身上的怪胎。机构投资者用于投资的资金并非来自他们自己的腰包,而是投资者的委托。但是却不对这种委托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相反,成为和投资者形成对立的利害关系,在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蹊跷的三角关系。

基金公司在类别股东表决中投赞成票,在市场操作中投反对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G股板块的低迷走势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解释。

这种现象如果还不足以引起管理层的关注,必将对未来股改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基金公司事实上既拥有对方案说不的权利,同时又存在和大股东利益交换从而说是的特权,正是这种特权使基金成为类别股东表决中的香饽饽。

清华同方是试点以来惟一被“枪毙”的方案,而从对价的角度讲,清华的方案即便不是最好也属于次好的方案。不要说和宝钢、长电比,就是和同一批的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相比,清华同方的送股比例都要优于这两家,但是却成为至今为止的牺牲品。

牺牲在哪里?就是牺牲在持股结构分散,牺牲在机构投资者缺位。为什么投资者占多数的投票能否决股改方案,而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投票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难道这不值着我们琢磨吗?

水皮曾多次在节目中提到自己的期盼,盼望着在全面铺开的方案表决中会出现又一个清华同方。可惜的是,居然变成了失望,二次试点以来几乎所有的类别股东表决居然都是高票赞成,不管对价方案如何,结果居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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